编辑 上传视频 户籍制度

名词解释

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对农民实行道德教化、恢复人身自由的重要途径。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一项重点改革，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实现亿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梦”的一项重大举措。刚刚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与有关领域改革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涉及的面之广、人员之多、力度之大，都将是前所未有的。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是要通过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中国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户籍表明了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管理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均建基于此项制度。中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2005年底，中国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截止至2009年3月，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中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根据血缘继承关系和地理位置把户口划分为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竖起了一座高墙，是对公民身份的一种不公平的等级界定，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今天，现行户籍制度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户籍制度改革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持有农村户口公民和整个社会的迫切要求。

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与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其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着重户籍的登记管理职能，这时的户籍管理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对人口居住地点与基本信息的登记上面，并不涉及公民的自由迁徙与利益权利的分配等问题；第二个阶段着重户籍在限定人口自由流动方面的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人口的乡城流动行为进行严格的约束与规制；第三个阶段着重在相关的利益分配方面，其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将涉及诸如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多福利权益与户口相联系。

1950年8月12日，公安系统在内部颁发了《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正式开始了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这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的起点。

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制定并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从而基本统一了全国城市的户口登记制度。

1953年，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大部分农村建立起了户口登记制度。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

1985年7月，公安部又颁布了《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同时，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也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9月宣布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终于使户籍制度做出了相应的初级改革。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二、三产业的人员，小城镇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聘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小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解决了新生婴儿随父落户、夫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等几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制度改革

综述

户籍制度改革是当前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户口，或许是烙在每人身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深印痕。改革户籍制度无疑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适应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确保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全国各地正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

内容

户籍制度改革是继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解放”农民的革命。

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过渡和改革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

方向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并不在于放开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进行约束等问题上面，其着力点与突破方向应放在如何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而不造成新的社会冲突与群体对立，如何革除其利益分配功能而使其回归到仅仅作为对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的必要手段，以及如何配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福利但不至于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这三个方面。这三个问题处理好了，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才有可能彻底瓦解。同时还必须明确，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还农民以迁徙的自由，给农民与城镇居民相等的权利，更重要的一点是使他们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赋予他们与城镇居民竞争的能力。因此只有不断夯实经济基础、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素质与能力，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有可能使我国户籍制度以及由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目标

形成于计划体制时代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当前社会健全发育的重大制度障碍。在人口大量流动的时代，这种滞后的户籍制度导致大量人口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过亿农民工在沿海新兴工业区打工，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以外来人口的身份生活于大城市，同样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异地从事工商业。这三类人口对所在城市贡献了大量税收，但却难以全部享受理应得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另一方面，这些外来人口也多在其常住地政府的正常管理范围之外。城市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回避其对常住外来户籍人口的福利责任。但这一做法的后果，却是政府对公民的管理存在失灵。

从国民平权与政府有效管理两个角度看，现行户籍制度都应废除，转而建立以保障国民自由迁徙权为基本原则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这种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案，就是“以房管人”。但，这里的房，不是指“房产”。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白领和农民工就不可能在常住地获得户籍，改革就不过是有些城市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曾出台的政策：买房送户口。合乎平等原则的“以房管人”，其实就是以户籍随人转为基本原则，一个人常住某地，即可获得该地的户籍。

因此，理想的户籍制度是自动登记制度。一个人出生在某地，就自动登记为该地户籍。若其离开原有户籍登记地，进入另一个地方，不论是城市、乡村，居住一定时间，并准备长期居住下去，就应当获得本地户籍。

当然，不论人口迁入对一个地方利大还是弊大，迁入地政府都可以设置户口登记标准，比如，欲登记为本地居民的迁入者在本地已连续居住两年或三年；有住房，不论是自有房产还是长期的房屋租赁合同；或者即便没住房，但有投亲靠友情形等。自动登记制度区别于如今户籍制度的关键在于，凡是合乎这些标准者，地方政府必须自动登记。现有户籍制度也设立了诸多入籍条款，却保留了审批制度，结果，不少合乎标准者依然不能登记为本地居民户口。

有专家解读“以房管人”制度时说：“户籍制度改革要考虑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像北京这种人才饱和的城市就暂时不适合放开。”这是大城市政府的普遍想法。但这种想法其实属于鸵鸟政策。即便不登记这些常住的外来人口为本地户籍，他们仍然居住在本地，使用着本地的公共品，比如地铁、道路、医院、水、电、气等。政府确实可以回避某些公共品供应责任，但同时，政府对他们也就没有完整的管理权，这意味着城市的治理秩序存在缺口，最终蒙受其害的还是城市政府与户籍人口。

历史户籍

户籍制度指中国封建社会对全国人口进行管理，并据以征调赋税、劳役和征集兵员以及区分人户职业和等级的重要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并制定和执行一套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中国户籍制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代。殷墟甲骨卜辞表明，商朝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征伐行动之前或过程中，大都下令“登人”，即下达征集兵员的命令。“登人”的数目，一次从千人到万余人不等,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而且无疑是以户籍的记载为基础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多有周王赏赐给贵族大臣们人口的记载，有的以“人”、“夫”为计算单位，有的以“户”、“家”为计算单位。根据《周礼》的记载，中国早在西周，就在秋官司寇之下设置了名为司民的专职掌管户口的官吏，负责计算全国的户口人丁数目，并定期向周王报告。周王朝规定要将当时的户籍文件妥慎保存在“天府”内，并由有关部门分别保管副本。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在征犬戎失利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当时叫做“科民”，以便迅速补充兵员。从这些关于中国古代户籍管理的早期记载，可以看出户籍管理与役使人力的密切关系。

户籍与赋役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事业是农业，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业人口，所以历代的户籍管理又与土地赋役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时期，在韩、赵、魏、秦等国都先后推行了“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必须在每年年底以前，将辖区现有人口数字、本年度的赋税收支结算和下年度的预算写在“券”上,送到中央去,中央把“券”割分为二，收执右券而发还左券，据以检查地方官的工作。地方官要完成“上计”工作，就必须编制好本地区的户籍和赋役册籍资料。西汉初年开始按人口征调赋役“初算赋”，唐代的税制从租庸调改为两税，郡县官府每年仍然要造计账，宋代规定每年一上账目奏状，明清时期每年要呈交奏销册，都是从“上计”制度发展而来的。明代的户口黄册又名赋役黄册，在每户名下将人丁、事产并列，每户都要注明有无或占有土地多少、 好坏，交税等级、 数量等。清代基本上沿袭明制。这些都说明户籍管理和赋役管理已经基本上合而为一了。

士农工商

封建社会中，人们在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反映在户籍制度中。从战国开始，被称为四民的“士、农、工、商”体系便逐渐确立了。“士”是四民之首，历代的官吏主要是从这个阶层选拔出来的；“农”是从事耕作的，当时被视为本业，其地位仅次于“士”。而“工”、“商”则被看为是从末业，地位又更低一些。“士”虽然不能像勋戚贵族和现任官吏一样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但也能享受减免赋役的优待。晋至唐初，是最讲究门阀士族等级的时期，门第高的往往易于得官，士人只要名载“黄籍”，便可免除赋役负担，并可荫庇他人。以后，不论唐代的不课户，宋、元时期的形势户、官宦户，明、清的绅户等，实际上都享受某种法定和法外的特权；元代虽然歧视儒士，但儒户仍可得到蠲免科差的待遇。

军民异籍

军民异籍是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的特点之一。战国以前，服兵役是贵族的特权，这是他们升官晋爵和夺取更高地位的途径，因此不肯轻许庶民进入军队。但其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役的频繁，需要大量补充兵员，逐渐实行了普遍征兵的制度。一般士兵不但随时有伤亡的危险，而且生活艰苦，其地位逐渐沦于一般平民之下，许多人都想法逃避兵役。东汉末年以迄三国时期，军户逐渐从一般民户中划分出来。列入军户的人，不但本人终身为兵,而且子孙后代都有服军役的义务,不准改业，甚至婚嫁也限制在同类户籍中进行。长期以来，军户被列为低贱的社会阶层。 明代的户口分为军、 民、灶、匠四大类，关于拘查追捕逃军的记载也特别多，反映出军籍人户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有特殊的军籍（旗籍）户口以进行管理。不论按社会身份、军民职业抑或按民族区分的不同户籍制度，都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情况的反映。

户籍制度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阶级压迫性质，广大人民为了摆脱沉重的赋役负担和被迫世代当军充匠的痛苦生活，历来就存在着对这套反动户籍制度的对抗和破坏，历代隐逃户口、流徙逃亡以谋挣脱户籍枷锁的斗争此起彼伏。此外，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又是不统一的，皇帝与各级勋贵官僚之间，中央政权与各级地方政权之间，官府与其官僚吏役之间，往往都为自己的私利，或以滥加赏赐，或以非法荫庇，或以隐匿欺骗，破坏整体的户口赋役制度。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虽然存在了约3000年，却是在“建立──败坏──整顿──再败坏──再建立”的反复循环中发展过来的。它从来没有真正达到统治阶级对其户籍制度的全部要求，也不可能真正健全地发展，结果是与封建制度的崩溃同归于尽。

历史演变

萌芽

户籍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一是管理制度。户籍登记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如殷墟甲骨卜辞“辛巳卜，贞，登帚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登人三千呼战”等等皆是。《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了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期

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见，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对生齿（男孩满8个月，女孩满7个月为生齿）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别登记于册，即“书于版”，并分城（都）乡（鄙）进行人口统计（这是如今已知我国最早的城乡人口划分）。另外，每年要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进行登记，以掌握自然变动情况，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即“大比”），孟冬（阴历十月）时上报。所以说，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大兵源，增加赋役，稳定社会秩序，纷纷建立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即“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的内容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作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如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秦朝时期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周知民数已成为立国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汉代，户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学者认为是年年更造），县、道官吏负责对户口的验查和登记，时称"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案比的时间在当年仲秋之月（8月）。届时，老百姓必须扶老携幼，前往县府，聚集廷中，待接受主吏的验阅。户籍的载入者主要是20-60岁的男子。为了防止人们为逃避苛役而瞒报、虚报，政府还特意制订了临时性的查察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沿袭了秦汉时期的户籍登记制度，实行黄籍、白籍制，黄籍记载服役年龄的人口，白籍记载流亡江南的北方人口。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户口流徙严重，为了整理户籍，实行了多次“土断”，将北方侨居人口和浮浪人口，统一登入当地户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实行“输籍定样”制，规定：民始生为黄，4至15岁为小，男子16至20岁为中，21至59岁为丁，60岁为老。唐玄宗时改18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帐，3年一造户籍。户籍簿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编制户籍时，"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唐代仍实行“案比”制度。唐代人李贤为《后汉书》作注，称汉代的“案比”，在唐代叫“貌阅”。敦煌文书唐代籍帐残卷中，关于被登记人的面貌特征和疫疾的情况的记载很多。如某人“右足跛”、“耳下小瘤”等。案比之后，正式造籍，其原则是自生齿以上，人皆著籍。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547年）敦煌地区的计帐文卡看，从黄（1-3岁）、小（4-9岁）到老（60岁以上）、侯（残疾、废疾、笃疾），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登记在册。这种户籍格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户口的编造时间间隔也是三年。“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宋代是编造五等丁户簿，重点是评估和确定户等。元代在村社还置有一种鼠尾簿，随时登记户口的变动。

明朝时期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等。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上报方式是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清朝基本继承了明代的户口登记制度。最初是三年一编审，后来改为五年一编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先后出台了《户籍法》（1931年）和《户口普查法》（1947年），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1946年），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

以上可知，历史上各王朝对户籍登记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在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新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保证赋税收入，总是率先对国家的户籍进行整顿和制定。如东魏自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役不均。”孝静帝下令括户，“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明洪武元年初，下令整顿户籍，规定“凡各处漏口、脱口之人，许赴所在官司出首，与免无罪，收籍当差。”户籍的登记上报是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历史发展

户籍管理亦即人口合法居住地的管理，所谓“合法”即政府将其编入户口册簿，视为一地正式居民。他们既承担国家赋役，又可享受让子女参加科考等权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采用“编户”、“定籍”的办法管理户籍。如建立居民组织：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齐国）；建立“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之”的户籍核查统计制度等。

秦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理论上，国家是户籍的管理者，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仅靠为数不多的地方官员对人口实施具体管理，往往难以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因此，秦朝政府利用社区组织加强控制，进行什伍编制，“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长”，实行“连坐制度”；“使民无得擅徙”，人口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7]户籍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了。汉承秦制，户籍管理又有发展。刘邦委任萧何作丞相，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的“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实行编户齐民，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

为了确保户籍管理的实施，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8]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9]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10]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百户为一里，五百户为一乡。每里置正一人。里长的职责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11]《唐律疏议·讼律》载：“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户籍控制更趋严密。

宋朝实行都保制，“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户；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长”。保内设置有挂牌，以书其保内户数姓名。同保中如发生“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同保诸家“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12]元朝实行的是村社制，五十家立为一社。

明朝是里甲制或称保甲制，“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13]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

清朝称为保甲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户有迁移，随时报明，换给门牌”。摊丁入亩实施后，户籍编审停止，保甲制度越来越得到重视。

民国时期，《户籍法》已经推行。1931年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和修订《户籍法》及实施细则。1937年，颁布《保甲条例》，在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

编制什伍的目的是要被编制者善恶以告。脱漏户口，自占年龄不实，逃离本土不承担田租赋役，属于恶，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后未行告发之责，要连坐，包赔逃户的田租徭役。如汉朝规定：“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西晋政府规定，举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长斩首；北周时颁布《刑书要制》，规定“正、长隐五户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隋朝时，《隋书·刑法志》规定，“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坐家质作”；宋唐时期对脱户者同样严惩不贷，主管户籍的官吏也受到牵连；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14]

政府通过户籍的整顿和严密的“什伍相保”、“什伍连坐”制度强制百姓，力图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政策的确能收到一时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备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横征暴敛，或遇天灾人祸，在贫困的煎熬和饥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历史特征

特征简介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西周时期，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展现了我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发达。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历代政府对户口管理的重视程度是最高，它通过体系完备的社区组织、行政网络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点，建立起了自下而上的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我国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为国家的生存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

深受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我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表现出以下特征：

地域性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15]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16]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等级性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世袭性

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上，而且体现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7载：“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治安职能

户籍管理一般应是人口的统计和管理工作，与社会治安并不直接相关。但是在我国历史上，户口的管理也对人口活动行为进行制约，它对封建秩序，特别是治安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宋代以后出现保甲制，赋予了户籍管理一项重要的社会治安功能。各种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其中，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并束缚在一起的社会治安网络，从而成为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废止了旧的户口制度，制发了新的户口簿册，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制度。但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仍保留有大量传统户籍制度的内核。如户籍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户籍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户籍管理带有很强的社会治安功能等。

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户籍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我国应尽快变户口的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淡化户籍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实行用工制度与户籍制度弹性挂钩，加速实行证件化管理，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控制手段调节人口迁移。

改革实践

在2009年1月份，广州市高层领导表示，将在花都、番禺试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条件的市内户口准入制。

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2月12日印发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立刻获得中国各方舆论的高度评价，称上海这一自1978年以来第四次户籍制度改革，将引发全国连锁效应。

除此之外，备受关注的社保改革，公众呼声最高的“社会保险范围全覆盖”也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

就业、医疗、养老……2009年，户籍制度正成为社会力求变革、寻求机遇的一个突破口——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给地方引进人才和技术，激活地方经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创业和就业；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失业”的民生诉求。

“农民工积满60分就可以申请入户。”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在广东破冰。

2010年6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该省计划从2010年起到2012年，引导和鼓励180万名左右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如今，广东省发改委和公安等部门正在研究，按照每年60万名的额度制定分解指标下达各地。

《意见》明确农民工入户城镇计划指标重点向中小城市和县城、中心镇倾斜，在政策上，可以个人已有积分的50%作为奖励加以引导。

广东公安部门指出，在权限设置上，《意见》既强调全省的统一性，又注重赋予地方自主权。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指标由省统一指标和各市自定指标两部分构成，省统一指标全省互认、流通和接续，各市的自定指标可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人才引进政策设定。也就是说农民工或可以在居住地获得另外的加分项目。

积分制采取总量控制、排队优先的原则，并非达到分数都可以入户。要根据该市每一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相应制定出可入户的数量，按积分的高低进行排队。

《意见》对农民工入户城镇后的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配套制度改革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意见》提出为农民工提供农民工公寓和其他住房救助保障服务。农民工自行居住的，用人单位可以给予一定的租金补助；招用农民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可以在符合城乡规划并依法取得的企业用地范围内按规定建设农民工宿舍，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在农民工密集地区建设农民工居住小区。

农民工子女就读方面，规定各级政府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建设发展规划和义务教育总体规划，有条件地区实行农民工子女凭积分入读公办学校。

为了帮助买不起房的农民工顺利在城镇落户，《意见》明确允许一定规模的企业设立户籍集体户头，其他的可由当地政府指定户籍代管机构。

《意见》还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户口办法。户籍在城镇周边的农民，在城镇稳定就业5年且自有住房，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将宅基地使用权交回的，积分未达入户条件也可以直接申请入户城镇。

另一方面，对达到入户城镇积分条件，但不愿意交回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可以拿城市“绿卡”——创造性实施农民工城市居民居住证制度。“绿卡”在《广东省居住证》上作标识，持有人除可以享受居住证一切权益和公共服务外，还可以在居住地享受子女义务教育、高考、参军入伍待遇和权益，创办企业的可以享受户籍居民同等补贴扶持政策、领取各级科技项目资助资金，以及申领廉租房、社会救助等等。“绿卡”有效期3年，持卡人可以在此期间选择是否真正入户城镇。

在南疆四地州落户人员可享受当地生育政策。

改革突破

介绍

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

专家指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剥离附着在其上的诸多社会福利，以市场而不是以身份来配置资源，如此才能淡化户籍观念。

据媒体的报导，公安部副部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提问时表示,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部署，去年公安部和发改委等部委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文稿，并在去年广泛征求了意见。去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又根据会议的精神进行认真修改完善。今年2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各部门、各地广泛征求意见，目前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尽快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

2015年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李克强指出，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取消居住证收费。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机制，合理分担农民工城市化成本。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城镇化难点问题。

案例

这几年，广东一直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努力。从2011年起，广东率先实施积分制入户政策，以积分形式破解户籍改革难点，引导农民工有序落户、融入城镇；2012年进一步扩大积分入户对象范围，由“在粤务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扩大至所有在粤务工城乡劳动者，适用范围也由原先仅用于积分入户扩大至享受城镇公共服务。记者了解到，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工作方案（2012—2014年）》，明确广东将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镇人口准入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将在三年内基本完成。

在广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启动，更直观地体现新版户口簿的更换上，如今，新的广州户口簿“户籍性质”一栏上，统一换上了“居民户口”，而不是以前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新版户口簿更换工作从2010年5月1日起启动，广州市公安局还函请各区、县级市党委政府分批分阶段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认真区分原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人员相关配套政策的过渡。广州市还明确提出推进“城乡户籍一元化”将分三步实施，真正实现“户籍一元化”。

历史介绍

户籍与赋役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事业是农业，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业人口，所以历代的户籍管理又与土地赋役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时期，在韩、赵、魏、秦等国都先后推行了“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必须在每年年底以前，将辖区现有人口数字、本年度的赋税收支结算和下年度的预算写在“券”上，送到中央去，中央把“券”割分为二，收执右券而发还左券，据以检查地方官的工作。地方官要完成“上计”工作，就必须编制好本地区的户籍和赋役册籍资料。西汉初年开始按人口征调赋役“初算赋”，唐代的税制从租庸调改为两税，郡县官府每年仍然要造计帐，宋代规定每年一上帐目奏状，明清时期每年要呈交奏销册，都是从“上计”制度发展而来的。明代的户口黄册又名赋役黄册，在每户名下将人丁、事产并列，每户都要注明有无或占有土地多少、好坏，交税等级、数量等。清代基本上沿袭明制。这些都说明户籍管理和赋役管理已经基本上合而为一了。

四民等级体系与特权户

封建社会中，人们在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反映在户籍制度中。从战国开始，被称为四民的“士、农、工、商”等级体系便逐渐确立了。“士”是四民之首，历代的官吏主要是从这个阶层选拔出来的；“农”是从事耕作的，当时被视为本业，其地位仅次于“士”；“工”、“商”则被看为是从末业，地位又更低一些。“士”虽然不能像勋戚贵族和现任官吏一样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但也能享受减免赋役的优待。晋至唐初，是最讲究门阀士族等级的时期，门第高的往往易于得官，士人只要名载“黄籍”，便可免除赋役负担，并可荫庇他人。以后，不论唐代的不课户，宋、元时期的形势户、官宦户，明、清的绅户等，实际上都享受某种法定和法外的特权；元代虽然歧视儒士，但儒户仍可得到蠲免科差的待遇。

军民异籍

是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的特点之一。战国以前，服兵役是贵族的特权，这是他们升官晋爵和夺取更高地位的途径，因此不肯轻许庶民进入军队。但其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役的频繁，需要大量补充兵员，逐渐实行了普遍征兵的制度。一般士兵不但随时有伤亡的危险，而且生活艰苦，其地位逐渐沦于一般平民之下，许多人都想法逃避兵役。东汉末年以迄三国时期，军户逐渐从一般民户中划分出来。列入军户的人，不但本人终身为兵，而且子孙后代都有服军役的义务，不准改业，甚至婚嫁也限制在同类户籍中进行。长期以来，军户被列为低贱的社会阶层。明代的户口分为军、民、灶、匠四大类，关于拘查追捕逃军的记载也特别多，反映出军籍人户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有特殊的军籍（旗籍）户口以进行管理。不论按社会身份、军民职业抑或按民族区分的不同户籍制度，都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情况的反映。

制度影响

资源分配不均

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城乡两部分居民有不同的社会身份，这两种身份在地位上截然不同，配置的社会资源也完全不一样。拥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获得较好的资源，在享有教育、补贴、劳保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障等各方面的优厚权利和待遇，而农村户籍的农民无法获得这些好的资源。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造成了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均。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资源并不是由市场来配置的，而是政府根据城乡分割的原则进行配置资源。

就业不平衡

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的选择权利，使农民被迫在低收入岗位和低收入地区工作，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创业方面初始条件方面的不公平。城镇居民有机会进入国有企业获得稳定的工作，而农民却很难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更不用说进入垄断行业。农民即使能够进入这些行业工作，也只能是临时工，不能享受与正式工一样的收入和待遇。

各方观点

不能产生根本性的冲击

无论是上海户籍新政，还是国务院的“要求”，都不足以对户籍制度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前者，被当作人才引进的奖品和工具；后者，虽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但同样属于“政策杠杆”。

所谓“户籍制度文化”，是长期户籍制度之下社会权益的不合理所形成的观念。农村孩子生来就是农村户口，进了城的农村居民是“跳了龙门”；即便是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也因着经济上的差距有着身份的差异。

比如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讲上海话有没有文化”的争论中，一部分人所谓“烧香赶走和尚”的论调即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在一些人看来，城市原住民才是城市的主人，所有外来者则是客人。客人不能抢了主人的饭碗，更不能抢主人的头衔“户口”。如此观点，凸显了自大与自闭，而对以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的城市而言，是不利于发展的。

一直以来，中国许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被看成“改革开放前沿”，所谓改革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还有对内开放。对外寻找发展通道，对内谋求合作机遇，而户籍制度改革便是对内开放的一种。如何调整户籍制度下的利益格局，破除户籍制度背后的地方保护壁垒，冲破传统的“户籍制度文化”，是2009年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使命。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只考虑精英

大家也应该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一个大的趋势和一个大的方向是不可以逆势而行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有助于人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切实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如果各地都自说自话，把各地户口当成奖励有才能人的奖品，把户籍改革弄成是让少数有能力的精英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城市户口，恐怕那和在户籍制度上实现真正平等的全世界都认同的宗旨背道而驰了。

最优社会流动需要解放户籍桎梏

“人挪活、树挪死”，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桎梏的中国式流动，往往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身份迷失：从最初的“盲流”到“外来工”、“农民工”，在工不工、农不农之间，始终连最基本的身份融入都无法做到，犹如成为一片无根的浮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亲身感受了社会流动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但是具体在个体层面，这些流动的人员，却一直默默忍受着不合理户籍制度的束缚，而且也限制着社会流动的最优化。

回顾中国人口流动的变迁，在人口流动的客观需要和不愿彻底放开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均陆续出台了一些渐进的措施，设立门槛，在学历上、个人技术能力上，实行了严格的规定，有条件地放开部分入户的可能性，以鼓励所谓合理的流动。但是多年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享受到了这种政策，大部分人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大量进入城市从事低端工种的人士，没有学历、没有所谓的技术，但对当地同样作出了贡献，却只能徘徊在自由流动的边缘，难以扎根城市。

其实，流动本无所谓合理不合理，“盲流”从来不是盲目流动，都是出于生存所迫，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理性选择，同时，人们在流动中长见识、长才干的，流动使人们选择最佳的就业机会，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流动的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社会。虽然流动确实需要占用个人的时间、社会的资财，要占用更多的管理资源，有人担心这样的流动，是盲目地流动，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影响。但是出于这样考虑的制度，解决了“近忧”却带来了如今显现出来的严重后果，况且，社会流动的背后，也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平衡着流动的科学、有序。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和社会均衡发展。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地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而再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口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这样可上可下的流动，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那么其危害性就是轻微的冲击，都随时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结构崩盘。顺畅的人口流动能促进社会结构的不断地新陈代谢。

所以，解决了户口弊端，充分实现社会自由流动，深化改革后的利益均衡分配，实现公民就业、教育、发展等等机会平等，才能实现和谐社会下的公平正义。

户籍制度改革

国务院2016年2月印发《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允许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不得采取要求购买房屋、投资纳税、积分制等方式设置落户限制。

《意见》要求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围绕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意见》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允许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优先解决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加快制定公开透明的落户标准和切实可行的落户目标。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不得采取要求购买房屋、投资纳税、积分制等方式设置落户限制。

《意见》还要求加快调整完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政策，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功能定位，区分主城区、郊区、新区等区域，分类制定落户政策；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重点解决符合条件的普通劳动者的落户问题。加快制定实施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确保如期完成。